清代画家的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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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石朝阳

  中国在唐代开始出现了专事字画生意的画商。由于当时能向皇上进献名画不仅可以加官进爵,还可以得到大笔奖金,一些精于字画鉴别又有经济头脑的人,便开始专门从事书画的收购与贩卖,从中取利。这便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雏形。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经过唐、宋、元、明等朝代上千年的发展,到清代已基本成熟,表现为字画的一级市场十分活跃。许多书画家把艺术与谋生紧密联系起来,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画家群甚至把自己的生计完全寄托在出卖字画上。

郑板桥的润格

  1759年的一天清晨,扬州西方寺前新立的一块碑石引起了路人的围观,原来是画家郑板桥别出心裁地打出了笔榜,公布了自己字画的收费标准,全文如下: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

            板桥郑燮。

  可以想象,当年郑板桥润格的公布在扬州引起了多大的轰动。鄙夷者有之,赞许者有之,诋毁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却在微微一笑中接受了书画市场的这一悄悄革命。郑板桥雅极而俗,出此笔榜,将长期笼罩在艺术市场上的酸溜溜的腐臭气息扫荡一空。
  其实,追根溯源,真正张榜公布润格的第一人并非郑燮,而应是明朝遗老戴易。此公为了筹款葬友,“榜于门,书一幅止受银一钱,人乐购之。”用此办法,戴易最终筹集了四十余两银子,相地葬友自然足够了。只是戴易卖字不在闹市,所以才让郑板桥独领风骚于其后。
  闻板桥笔榜一出,书画界步其后尘者众。但润格公布是一回事,实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郑板桥于是把他的机智、幽默充分发挥在艺术市场上,在这方面也成为一代宗师。
  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乾隆垂青,入京觐见后路过扬州,当地商人都争着逢迎拍马。有一位想请郑板桥为张真人写一幅对联,为此他特差人去江西定做了长丈许、宽六尺多的大纸,携至板桥处。这纸实在太大,远远超出板桥“大幅六两”的范畴,又要为其撰句,所以要特别地问一下价钱。郑板桥不假思索地开价1000两,来人毕竟是扬州的生意老手,随口杀价500 两,不料板桥亦不假思索,欣然应允。提笔一挥而就,顷成上联:“龙虎山上真宰相。”来人赞不绝口,并请写下联。板桥笑答:“说好一千两,你只出五百两,我只好给你写一半。”来人这才发现吃了亏,情急之下又去请示大商人,商人哭笑不得,只好如数奉上,郑板桥这才写了下联:“麒麟阁下活神仙。”
  由于是风气初开,清代前期书画市场上真正按润格卖画还是不那么容易,一些人把字画完全等同于一般货物去交易,使艺术品市场逐步庸俗化。


清代画价的形成

  郑板桥为什么要将其作品定在“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的价位上?清代书画市场的价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据《清内务府档案》载顺治十五、十六、十七年间购明人画作价格资料,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艺术品价格可以精确计算和比较。清代内务府可以将字画定价一直计算到银几钱,如戴进《夏景山水轴》7钱,林良的《芦雁轴》为 3两5钱,表明随着书画市场的成熟,书画价格也日益精确化。绘画市场的计价精确性也影响到宫廷向民间收购字画时的定价。
  二、绘画时尚对画价有极大影响。清朝初年,继续元、明发展之余绪,文人画日益成为画坛主流。其中尤以“四王”画派因受皇室扶植,成为正统派。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代表的这一画派以摹古为主旨,崇尚董、巨和元四家,讲究笔墨趣味,以技巧功力见长。其山水画风对有清一代的画坛造成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在价格上。如明宫廷大画家、“浙派”创始人戴进画名甚大,但因其山水师马远、夏圭,故被归入北宗,这与以南宗为基础的“四王”画派在当时看来是对立的,因此受到贬抑。戴进作品的平均价格最低,画价最高也只有十两,最低仅值二钱。
  三、画家之特长对画价也有影响。同一画家所擅长的画种往往价格最高,其他则较低。如明画家商喜擅长人物画,其次山水画,至于花鸟则不是他的长处。因此其作品卖价最高的是人物画,如《四侧横披一轴》30两,《洞宾轴》30两;其次为山水画,如《子陵雪景轴》25两;再次为花鸟画,如《竹鱼轴》20两,《鱼图轴》价格最低,仅4两。
  四、画幅面积对画价影响突出。以商喜的山水画为例,取各种画幅的最高价排列:《子陵雪景轴》25两,《山水人物小横披》12两,《山水扇面轴》5两。按面积,这几幅画大致形成了10:5:2的比例关系,与画价的25:12:5的比例关系是一致的。
  从这里不难看出,郑板桥润格并不是偶然的。客观上,在清初书画市场上,已约定俗成地存在着市场机制。


清代画市的购买力

  前面所说的画价,一直在用银两计算,我们不妨用更直观的方式表述一下: 清代大文人钱咏《履园丛话》载: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年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
  钱咏五六岁时是乾隆二十八九年(1763~1764年),郑板桥的笔榜是乾隆二十四年所定,时间相差不太大。由此可见,当时郑板桥一大幅画,价值约近一亩良田。这样的价钱对于一般中下层平民来说,已不是小数目,但对于富商权贵来说还是相当低廉的。
  清代市场上古人的画作价格相对要高一些,倪云林一幅山水的估价大约是白银 120两。倪云林因是元代名家,故其作品价格就比一般古画高出一个档次,相当于郑板桥一幅大画价钱的20倍。若是古代名家的名作,售价更高得惊人。王维名作《江山雪霁卷》,明代董其昌曾称之为“海内墨皇”。本来是华亭王氏的嫁奁中物,后被毕润飞以1300两买去。这个价格相当于郑板桥一幅大画价钱的217倍。
  由此可见,艺术品作为超越时空的价值载体,具有其它财富不可比拟的增值性

                   摘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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