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心保护敦煌莫高窟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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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致勃勃两次参观敦煌画展

  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重庆七星岗中苏友好协会举办了一次小型敦煌壁画临摹艺术展。瑰丽多彩的敦煌艺术轰动了山城,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展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天,参观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呼“共产党的周副主席来了”,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以及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等一行人的身上,周恩来神采奕奕,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走进了展厅。

 

  他一边仔细地观赏着敦煌壁画临摹本,一边认真地听着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讲解。听着常书鸿浓浓的浙杭口音,周恩来亲切地问:“常先生也是浙江人?”当听到常书鸿是浙江杭州人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常先生和我算是老乡了,我的老家在浙江绍兴,和杭州相距才百余公里,我们今天是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他幽默风趣的谈吐让正处在抗战困难时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感到了一种温暖和亲切。

  参观欣赏了敦煌壁画临摹展后,周恩来对画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常书鸿等人在艰苦环境中保护敦煌艺术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勉励他们不要屈服,要坚决同反动派倒行逆施的行径做斗争,最终将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短短的一席谈话,使在国民党当权派面前受尽白眼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备受鼓舞,他们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知音,共产党人对文物保护工作如此重视。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历经劫难的敦煌莫高窟终于迎来了光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归属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1951年,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指示在北京举办一次大型敦煌艺术画展。这一年的元月,常书鸿接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电报,要他将文物研究所内历年完成的全部壁画临摹本带往北京展出。这对于刚刚成立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来说又是一次极大的鼓舞。常书鸿和全部工作人员马上收集整理好所有的壁画临摹本,连夜赶往北京。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郑振铎亲自任“敦煌艺术画展”筹备委员会组长,常书鸿任副组长。大家经过4个多月的辛勤工作,展览于1951年4月下旬筹备就绪,准备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展出。

  展览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常所长和女儿常沙娜与历史博物馆的张秘书正在对整个展品做最后的检查校对时,忽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位中央首长要来画展会场参观。听到这个突来的消息,常书鸿显得有些慌,他为难地说:“今天是星期日,同志们都不在会场。”对方问:“你是哪位?”常书鸿报了名字。对方说:“只要你来接待就可以了,请你在下午3时准备接待,不要外出。”

  这天下午2点,常书鸿和女儿沙娜与张秘书早早来到午门楼上等候。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2点半时,常书鸿看到一辆小轿车从端门朝着午门开过来,最后停在午门城楼下。警卫员先从车中走出来,把一件淡蓝色雨衣,披在下车的首长身上。常书鸿和张秘书马上走到前楼台阶上迎接。这时,下车的首长已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台阶。当周恩来那张慈祥而又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俩面前时,常书鸿快步向前激动地紧紧握住总理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周恩来看到他们没有拿伞,站在细雨中时,马上把披在肩上的雨衣脱下来交给警卫员。他热情地说:“七星岗看过你们的敦煌壁画摹本展览,已经五六年了,那次只有20多件展品,这次规模大得多了。”常书鸿说:“当年您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坚定了我们信念,使我们更有信心继续坚持工作。”

  看到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临摹的敦煌壁画展品时,周恩来高兴地对常书鸿说:“你的女儿继承了你的事业,敦煌艺术可有传人了!”当听说常沙娜刚从美国波士顿留学回到北京就参加了这次“敦煌艺术画展”时,周恩来鼓励常沙娜说:“国家正需要你们这样有学问有才能的年轻人,回来建设新中国很光荣啊!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正因为有了周恩来的这句话,本来打算和父亲同去莫高窟工作的常沙娜后来来到正缺少师资力量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做了一名助教,把敦煌艺术搬上了大学讲台。后来她还参加了新中国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把敦煌艺术广泛地运用到了建筑实践中。

  困难岁月两次拨款抢修敦煌石窟

  自从1951年参观“敦煌艺术画展”,听了常书鸿关于敦煌莫高窟亟待抢修的情况汇报后,周恩来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这年6月,在他的高度重视下,政务院派出北大、清华的教授赵正元、莫宗江及古建筑学家余明谦、陈明达实地考察了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并制定出了治本与治标相结合、临时与永久相结合、由洞外到洞内分步骤保护的方案,获得了中央的批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当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指示首先拨款2亿元(当时的旧币约合现在人民币2万元),修复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期木结构窟檐。还拨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配备了吉普车,购置了发电机,莫高窟破天荒地第一次安装了电灯照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莫高窟进行的第一次抢救性的维修工程。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提出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造成石窟岩壁倒塌,使敦煌壁画彩塑毁于一旦的具体加固意见。报告呈送国务院后,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的10余名专家学者,组成敦煌工作组前来莫高窟进行考察考证。

  维修这座历经1600多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而当时我国刚刚度过3年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内忧外患,财力十分拮据。为此,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先抢救最危险地段,再分期分段实施全面保护的长远规划。

  1962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会上,赴敦煌考察论证的专家学者们和常书鸿向周恩来全面汇报了敦煌莫高窟的情况和抢修的具体方案。当时,国家财力特别困难,全国各地已停止修建楼堂馆所,全力以赴发展工农业生产,但周恩来仍然果断做出决定,批准拨巨额专款100万元,一步到位,用于大规模抢修敦煌莫高窟,实施保护工程。
 十年动乱亲签文件保护莫高窟

  就在常书鸿和文物研究所的同志们正热情百倍地投入工作,筹备即将举行的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纪念活动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一批珍贵文物古迹瞬间变成了宣传封建迷信的大毒草。在这种形势下,本已筹备好的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纪念活动也只好停止举办了。

  1966年10月,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公开叫嚣说:“敦煌艺术没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敦煌艺术是精神鸦片!”这无疑给敦煌艺术判了死刑。

  于是,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从北京、从兰州、从酒泉、从敦煌,气势汹汹地杀向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一一被揪出来批斗,研究所的工作陷入了困境。然而,更严重的是,一场灭顶之灾危及敦煌莫高窟了。

  1967年夏天,敦煌县武装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时接到兰州大学敦煌籍学生拍来的电报:兰州大学的部分红卫兵已准备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红卫兵会合,计划捣毁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请设法阻止。

    

  敦煌县委县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感到事态严重,情况危急,马上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

  敦煌的紧急汇报很快上呈到了国务院,汇报给了周恩来。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里一片沉闷,在这敦煌莫高窟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周恩来浓眉紧缩,神情严峻。他沉思片刻后,果断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立即让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采取措施,保护敦煌莫高窟,不能让这座人类文化宝窟受到损坏。”

  他还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这份文件很快就电传到了敦煌。

  就在国务院电传紧急文件到达敦煌的第二天清晨,从兰州赶来的红卫兵大军已坐火车来到了敦煌,他们和在敦煌的红卫兵头头一接触,马上开始肆无忌惮地大规模破坏敦煌文物。他们首先来到敦煌县城附近著名的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抡起锄头、榔头把那里的一大片明清古建筑彻底捣毁,然后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向莫高窟进发。

  听到消息后,敦煌县武装部部长张双虎带领解放军和公安人员立即赶到通往莫高窟的必经之地——文化路口阻截。当红卫兵大军气势汹汹地到达后,他们以周恩来亲自签发的文件为“尚方宝剑”,和文物所的工作人员共同向红卫兵宣传国务院的指示,并向红卫兵讲述敦煌莫高窟的文物艺术价值和保护到今天的艰难历程,特别向红卫兵们讲述了周恩来是如何关心重视敦煌艺术的事。

  “周总理不让我们砸毁?周总理在保护莫高窟!走吧!撤吧!”红卫兵们纷纷小声议论着。最后,他们只好撤走了。

  敦煌莫高窟终于有惊无险,免遭了一场劫难,而且凭借周恩来亲自签发的这份国务院文件,敦煌莫高窟奇迹般地平安度过了十年动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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